小学生支农记
现在城里的小学生，很难想像由老师带队，让他们麦收季节到乡下支农。然而在1960年代，为贯彻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方针，即便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，也无一例外被分派到农村参加麦收劳动。
我当时还在读小学四年级，时间大约是五月间，那次我们班的支农地点在车子公社，距城大约十多华里的路程。不过因为隔河渡水，往返不便，所以一个礼拜的劳动期内，中途是不回家的。
那时的学生大多兄妹成群，几乎没有独生子女，不像今天这般金贵。说起到乡下劳动，虽说不是欢天喜地，但也并不感觉是去吃苦。主要困难在于卧具。一般家庭，小孩子都是同床共枕，合盖一床被子。比如我和二哥就是这种情景，遇到下乡支农，两人走的地方不在一处，就只能他带被子我用床席，各找一个也有类似情况的同学搭伙睡觉。
名义上说，我们是去乡下支农，实际上帮生产队干活不多，增添的麻烦倒是不少。譬如住宿，这么一大群学生，有男有女，总得找地方安顿。通常是一户农民家住三两个，同时就在那户人家搭伙吃饭。
不过也有例外，就拿1960年那次支农来说，当时正值大饥荒时期，农民几乎家家断粮，吃糠咽菜，而我们却有国家定量供应的口粮。大约生产队也觉得非常为难，真要安排我们在农民家吃饭，伙食上实在不好操作，于是班主任只能把我们带去的粮食集中起来，自己负责生火做饭。
因为是集体吃饭，所以睡觉也是集体住宿，所有的男生都睡在一间大堂屋里，中间留出一条通道，两边各垫上一层厚厚的稻草，再拿各自带来的席子往上一铺，便成了两排通铺。当时大家年纪都小，二十来个小孩挤在一屋，只觉得热闹好玩，并不认为艰苦。
白天里的活路其实就很轻松，生产队面对一群十来岁的童男童女，根本没打算指望我们帮助麦收，只象征性地分配我们下地拣拾麦穗。
五月的季节，天气已经渐渐透出炎热，成熟的小麦似乎在一夜间变得金黄，这对饥饿已达数月的农民，真正是救命口粮。白天，农民在地里挥镰收割，我们就跟在他们身后四处走动，把遗漏在地上的麦穗拣起来，待收工时一并交给班主任，汇总后再交到生产队里。
不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有次田间休息，我们看见几个农民，背着生产队长偷割了一把麦穗，悄悄躲到树荫下烧着吃。但他们并不避讳我们，还教我们把拣来的麦穗放到火上烧，然后在手心里搓去麦壳，使劲一吹，手掌中的麦粒就可以当点心吃了。当时感觉，烧过的麦粒吃在嘴里香喷喷的，如同美味佳肴。十年后我当知青时，还吃过一次烧麦穗，那味道就简直不能入口，才体会到人处在饥饿状态，吃什么都是香的。
也就在这一天，大家听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。村子里有个老太太，临死前想喝碗稀饭，可家里颗粒无存。适逢队里死了一头老牛，她就眼巴巴盼着能吃到点牛肉。等儿子把牛肉端到床前，喜滋滋的报告她时，老太太已经死了。入殓时，家里人号啕痛哭，想到老太太生前死不瞑目，特地切了一块牛肉，放在老太太手里，让她带着上路。
当时的农村，饿死人已经不算新闻，但这件事与偷烧麦穗连在一起时，所有人都认为偷吃麦穗可以理解，更没有同学想过要向班主任揭发检举。
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变成了小偷，没有人倡导，可大家不约而同开始隐瞒捡来的麦穗。每个人都多了一份心眼，趁休息间隙或收工的机会，将原本拣来应该全部上交的麦穗，私自留下一些，暗中带回住宿点，隐藏在铺位下的床草里，然后利用午睡时间，关上堂屋的大门，从里面把门栓上，这时候班主任不会像晚上一样查夜，堂屋里不点灯也有光亮，可以很安全地把私藏的麦穗搓成麦粒。
这件事干得人不知鬼不觉，把班主任一直蒙在鼓里。表面上看，一群十来岁的小孩，步调一致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好像经过精心策划。其实整个过程全无组织，只因人人参与，所以绝不担心有谁告密；不过彼此还是心存戒心，既不打听别人情况，也不相互攀比，每个人都各干各的。
等到支农劳动结束，我已经积攒了一二斤麦子。别人攒了多少，我就一概不知。这点麦子带回家里，数量虽然很少，却给了母亲意外惊喜。我们在城里有个姑婆，她家有盘石磨，母亲领着我把麦子磨成麦面，然后做成葱花煎饼，一家人像过年似的，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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